在近期熱播劇《太平年》中，不少觀眾對劇中一連串拗口的官名印象深刻。檢校官、樞密使、安撫使……這些陌生的稱謂，成為讀懂宋代歷史的一道“門檻”。
3月15日，香山書院邀請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人文學部副主任曹家齊，從這些復雜的官名入手，為市民讀者拆解宋代政治制度的底層邏輯，揭示出宋代政治制度對于認識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獨特價值。“宋代的官制看似混亂，實則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發展的重要節點。讀懂它，對我們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脈絡大有裨益。”曹家齊表示。?
宋代官制體系看似混淆失序
實則暗藏深意
學者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直截了當地寫道：“在我們要講的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里，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有形式推進，而無制度建立。”這一觀點曾長期影響著宋史研究的走向。
誠然，電視劇《太平年》中，吳越王錢俶的頭銜長達數十個字；歐陽修悼念父親的墓表落款中，也列滿了各項官名。這些繁瑣的表述，著實令人苦惱。曹家齊認為，這恰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種折射。
他闡釋道，宋代的官制體系包含多重頭銜，看似混淆失序，實則暗藏深意。這種復雜的官員類別分化與雜糅，讓宋代朝堂難以形成界限分明、職能單一、權力獨立的勢力集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哪個官員或群體能獨攬大權，自然也無法與皇權抗衡，也從根源上避免了外戚、宦官專權的問題。”更特別的是，宋代官員形成了一種“能上能下”的流動樣態，即使高高在上的宰相、副宰相，也可能因一時之失被降為地方官，待形勢變化后可能又回到中央權力系統。這種靈活的任官機制，讓宋代政治生態保持了難得的彈性。
曹家齊認為，這種看似混亂的制度設計，正是宋代對前代政治弊端的反思與革新。針對唐五代以來的武將專權問題，宋代以文制武，文官地位遠高于武官，即使一介武將，見到備考進士的文人也會自覺謙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一風尚讓宋代成為中國古代文官制度高度成熟的時代。
“研究歷史不能只重視開端，
末端的反思往往更有價值”
“研究歷史不能只重視開端，末端的反思往往更有價值，因為它能讓我們看清一種制度從發展到消解的完整過程。”曹家齊提出“末端反思”的研究概念。?
他將秦以后的國家體制劃分為三個脈絡：秦漢六朝體系、北朝隋唐宋體系、遼金元明清體系，而宋代，正是第二個體系的收官者。這一特殊位置，讓其擁有了獨特的“末端反思意義”。宋代先經歷了中書門下體制的發展，宋神宗時期試圖恢復唐代三省六部制，卻因現實需求大打折扣，到南宋時，三省最終合一，宰相甚至可以兼任樞密使，軍政大權再度集中，三省六部制的理想分權模式徹底消解。
“從秦漢三公九卿制到隋唐三省六部制，再到宋代三省制的消解，證明了理想的三權分立在古代君主專制體制下無法長久實行。”曹家齊表示，為了維護皇權，必須分權制衡；但若權力分割過細，又會導致行政效率低下。這種矛盾，讓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始終在“分”與“合”之間循環。宋代正是這一循環的重要見證者。
“宋人造就”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抹亮色
宋代三百余年的政治實踐，堪稱觀察和理解整個傳統中國政治制度的“樣板”。它的制度機理和做法，對元明清乃至后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明代學者陳邦瞻曾評價：“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乎？”即使到了近代，嚴復也直言：“中國所以成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宋代崇文抑武的國策，孕育了士大夫階層的責任與擔當，成為儒家理想政治的集中實踐。宋仁宗時期，士大夫敢于直言進諫，蘇轍在科舉答卷中直接批評宋神宗沉迷后宮、不務政事，非但未被治罪，反而因耿直被嘉獎；包拯為反對皇帝任人唯親，甚至拽著皇帝的袖子在朝堂上據理力爭。“士大夫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皇權，皇帝也能包容不同的聲音，這種政治風貌，在其他朝代極為罕見。”曹家齊感慨道。
曹家齊還指出，宋代通過擴大科舉制，為底層讀書人打開了上升通道，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也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士人精神深入人心。這種理想的政治風貌，雖只是短暫呈現，卻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抹亮色。
編輯 陳雪琴? 二審 曾淑花 三審 岳才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