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書院開放一年多，成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方舟。不少市民讀者由此追溯書院的發展，從唐代藏書室到北宋講學圣地，從宋明理學的搖籃到當代文化復興的載體，不難發現，書院不僅是中國獨有的教育與文化符號，更重要的，它始終是中國文人內心一塊溫暖、寧靜的情感棲息地。
2月9日，知名文化學者、電視策劃人、藝術評論家王魯湘做客香山書院，與市民讀者一起暢談書院何以跨越時空始終“不朽”，以及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力與人心滋養。
書院從“藏書室”到“教育地”
書院的歷史可追溯至唐代。隋唐以后科舉取士，民間藏書大量出現，書院也由此誕生。但它的功能比較單一，就是藏書。“那時的書院基本不對社會開放，因為書很貴重。”王魯湘表示，真正讓書院完成從“藏書室”到“教育地”這一轉變的，是北宋的民間講學之風，一批不走仕途的學者在此開壇授課，讓書院有了師與生的聯結。師徒聚在一起共讀圣賢之書，共同交流激勵。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也在此時的書院中得以重現。
到宋明時期，書院迎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甚至一度取代官學成為中國教育的核心載體。王魯湘認為，這背后是宋明理學的興起與學術風氣的根本轉變。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學從讀書人完善自我人格的階梯，慢慢淪為做官的“敲門磚”，曲解或者忘卻了學問的本質。直到周敦頤主張“乾乾不息于誠”，為書院確立“向上向善、涵養心性”的育人路徑，成為書院的精神坐標。這份“希圣希賢”的追求，也成為宋代以后書院不變的使命。王魯湘特別提到朱熹為白鹿洞書院制定的院規，更是成為天下書院的范本，被皇帝頒布要求各地懸掛，“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短短五句話道盡書院教學的根本。
縱深來看，書院最珍貴的特質在于其自由講學的精神內核。換句話說，古代書院是在大一統政治框架之內的、一個思想言論相對自由的空間。這份自由，在明代東林書院達到頂峰，“風聲雨聲讀書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關心”，顯然，書院已經成為知識分子心系天下、議論朝政的場所。
近代以后，西方教育制度傳入中國，書院完成了歷史使命，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多數書院搖身一變成為現代學堂、中學甚至大學，比較“絲滑”地從中國傳統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
“中國的傳統學問就是做人的學問”
在王魯湘看來，書院之所以能跨越千年而不朽，從不是因為建筑的存續，而是其背后承載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核，這份內核始終圍繞著“做人”展開。若干年前，王魯湘曾經為北京鳳凰嶺書院定下“天地國親師，仁義禮智信，十字記心中，堂堂做君子”的院訓，并成為書院的精神根基。
“我們中國的傳統學問就是一個做人的學問，它不是一個求知的學問。”王魯湘表示，“天地國親師，仁義禮智信”是中國人獨有的信仰體系，更是書院的精神底色。
具體來看，“天”是道德的最高評判者，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地”以厚德載物，包容人性的豐富性、復雜性；“國”是人類文明的分野，是一個忠誠的存在；“親”是血緣，也是國家共同體的基礎；“師”是中國文化最獨特的地方，地位很高。“古代的老師絕非單純的‘業師’，而是教你成長的人。”王魯湘表示，“師”代表著文化的道統，皇帝代表政治的政統，道統高于政統。
而“仁義禮智信”，是儒家對“君子”的基本素養要求。“仁”是人與人之間的共情能力，仁者不忍；“義”強調人的行為要符合規矩，做正確的事；“禮”是社會的行為規范，讓所有人有章可循；“智”是啟蒙開愚，儒家教育的核心就是開啟民智；“信”是一種契約精神，是“君子一諾駟馬難追”的責任感。
補位現代教育，讓人成為“更好的人”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大討論、國學熱，讓書院重新回到社會視野。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湯一介等學者發起的中國文化書院，成為書院復興的重要起點。
經過數十年發展，如今的書院早已分化出多元形態，例如開展高端國學研究與學術交流的書院，扎根民間、針對孩子的國學啟蒙書院等。王魯湘認為，后者的興起源于家長們的集體焦慮。在經歷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后，很多人對社會道德心生憂慮。“家長們認為趁孩子還小，要把古代的這種如何做人、如何做君子的教育，傾注到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王魯湘說。
王魯湘曾執掌的北京鳳凰嶺書院，是當代書院的獨特樣本。這座書院以中國國家畫院的一線藝術家為導師，招收各地畫院院長、美協主席為學員，要求脫產兩年學習。王魯湘創辦它的初衷，正是看到了西方美術教育的短板。他認為，中國畫是有自己強烈文化屬性的，可是從20世紀初開始，西方的美術教育逐漸壟斷了中國的美術教育，中國畫教學中的文化屬性越來越淡，以至于我們很多從事中國書法創作的畫家、書法家，其實并不深諳中國文化。因此，鳳凰嶺書院不僅教授書畫技法，更邀請各界學者講授文學、史學、哲學、美學等人文大課，讓那些已經在地方上小有名氣，甚至功成名就的中青年藝術家文化回爐。
在與市民讀者交流時，王魯湘提到，書院之于現代教育的核心意義，在于“補位”而非“取代”。當現代西式教育以求取客觀知識、進行智能訓練為核心，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格培養與精神滋養時，書院所承載的“為己之學”，恰好為現代教育解開難題。“學問為誰而做？”學問的最終目的，始終是完善自我，成為更好的人。
對于普通家庭而言，“傳統文化并不是高深的學問，而是藏在舉手投足的細節里，坐姿、站姿的規范，接人待物的禮儀，把仁義禮智信的準則融入日常，就是最好的滋養。”王魯湘表示，如今越來越多人走進書院，這本質上是對人格教育的回歸，也是書院文化在民間的鮮活延續。
編輯 張倩? ?二審 曾淑花? ?三審 岳才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