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是科技成果的“富礦”，也是科技成果轉化運用的主要供給方。近年來，中山市科技局以中山工業技術研究院為“1”，引進了北京理工大學中山研究院、中山市武漢理工大學先進工程技術研究院等“N”個高校研究機構，通過“引進一個項目、帶來一個技術團隊、開設一個公司、帶動一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路徑，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中山“1+N”模式在科技成果轉化路上作了哪些突破？中山如何答好高校科研與產業落地的“關鍵題”？在中山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支持下，本期理論周刊“圓桌”邀請長春理工大學中山研究院科技成果轉化部、華南農業大學中山創新中心、中山市武漢理工大學先進工程技術研究院等專家進行探討。
王曉博：
搭建科研與產業交融互促的橋梁
近年來，我國將科技創新擺在現代化產業體系核心位置，從國家到地方正構建全鏈條政策支撐體系，著力破解成果轉化制度性障礙。
2024年7月《廣東省科技創新條例》的出臺，首次以地方性法規形式確立“技術供給—轉化催化—產業承接”全流程機制，為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掃清制度壁壘。中山市出臺《科技創新強市十五條》，聚焦成果轉化“痛點”推出精準舉措：在科技創新、企業培育上加大財政資金獎補力度，將技術合同成交額納入高校考核指標并與資源分配掛鉤，積極構建起“財政資金引導、市場機制主導、多元主體協同”的政策生態。
一、新型研發機構成為創新發展的有力抓手
新型研發機構作為集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研發服務、成果轉化于一體的科技創新平臺，是政產學研融合的典型代表，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辦法，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作用，以科創資源為產業發展注入創新動力，加速現代化產業建設步伐。
新型研發機構在人才培養、組織研發活動、開展技術服務等方面優勢明顯，覆蓋創新鏈條多數環節，可根據行業特點扮演創新資源的整合者和創新體系的建構者角色；具有人才培養、研發和技術服務輸出等公益性特點，可服務鏈上企業發展需要，促成產業聚集；作為政產學研載體，可成為地方政府發揮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創新優勢，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產業轉型升級、產業集群建設的有力抓手。以長春理工大學中山研究院為例，自2021年扎根中山火炬高新區以來，始終以“灣區光谷筑夢人”的使命擔當，積極以人才支撐及技術轉移轉化服務地方產業發展。截至今年5月，累計與各類企事業單位開展技術轉移轉化合作項目180余項，金額超6000萬元，培育光電、人工智能、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科創型企業20余家，其中，1家榮獲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3家正開展高企入庫培育，企業整體估值超4億元。與此同時，研究院榮獲“科創中國”—“科創廣東”（地市）服務中心及中山市精密光電儀器與智能裝備中試平臺認定，圍繞中山市“灣區光谷”建設發展需求，積極開展創新資源的供需對接，為地方企業提供從“技術問診”到“中試加速”的全周期服務，著力打通創新鏈與產業鏈的任督二脈。
隨著與地方產業的進一步融合，研究院不斷創新技術轉移轉化服務模式，與技術及人才需求方共建“聯合研發中心”，以研究院作為核心平臺，積極整合自身創新資源，實現技術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共享利用，共同研發光機電相關技術與產品，探索光機電新技術與方向，做好前瞻性技術和人才的培養與儲備，推動項目合作主體技術與產品的進步。目前，研究院已與中山市內11家地方企業建立了聯合研發中心，與共建企業協同開展關鍵技術攻關及新品研發，促進更多優質科技成果項目在中山落地轉化，以科技成果轉化賦能中山產業高質量發展。
二、我市科研與產業交融互促面臨的問題
一是創新成果轉化驗證平臺建設較為滯后。當前，我市創新成果轉化鏈條中的概念驗證與中試熟化環節存在顯著短板，具體表現為：技術成果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轉化過程中，由于場景驗證機制不完善，使得技術成熟度評估體系缺位，商業化潛力量化分析不足，應用場景需求匹配度驗證滯后。這種“研發—轉化—應用”的中間環節斷層，形成了橫亙在實驗室技術與商業化產品之間的“轉化鴻溝”，使得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原理驗證階段，中試熟化周期長、資金投入大、風險評估難等問題成為制約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的主要瓶頸。
二是科研與產業對接生態有待加強。創新成果面向產業實體的轉移轉化，高度依賴健全的創新生態與完善的服務生態協同支撐。然而，當前我市科研與產業對接生態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在成果轉化服務機構布局、專業技術中介力量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嚴重制約了創新成果的高效轉化與價值實現。在成果轉化服務機構體系方面，我市呈現出數量稀缺、分布失衡、功能碎片化的特征。與此同時，科技中介人才隊伍建設滯后，已成為制約創新成果轉化服務質量提升的關鍵瓶頸。
三是面向創新成果轉化育成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投融資體系有待構建。各類科技創新平臺通過創新成果轉化育成生發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在新技術研發、新產品孵化及產業化進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然而，當前我市面向此類企業的投融資體系存在顯著結構性缺陷，嚴重制約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從企業融資需求特性來看，科技型中小企業普遍聚焦于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高新技術領域，具有“高研發投入、長回報周期、輕資產運營”的顯著特征。在創新成果從實驗室技術到商業化產品的轉化鏈條中，無論是前期技術攻關、中試熟化，還是后期市場開拓，均需持續且大量的資金投入。但受制于缺乏不動產、設備等傳統抵押物，以及早期財務數據不足、商業模式尚未成熟等因素，這類企業在創業初期面臨著極為嚴峻的融資困境，融資渠道單一、融資門檻高、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成為企業生存發展的“攔路虎”。
三、推進我市科研與產業交融互促的建議
一是加快構建“概念驗證—中試熟化—產業落地”全鏈條轉化載體體系。著力構建功能互補、協同聯動的技術熟化轉化載體網絡，形成從實驗室成果到商業化產品的梯度培育機制。以“技術可行性驗證+商業價值發現”雙輪驅動為導向，支持高校、科研機構聯合龍頭企業、投資機構建設概念驗證中心，提供創新成果的概念驗證、工藝驗證等服務，加速挖掘和釋放創新成果價值，努力縮小校所科研成果與可市場化成果之間的鴻溝。與此同時，加快建設一批符合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定位的產業集群專業中試基地和校企協同中試平臺。探索建立“財政資金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的多元投入機制：對概念驗證中心給予建設補貼和年度運營經費支持；對中試基地設備購置、廠房改造提供政策獎補支持，探索“政府購買服務+市場化收費”的運營模式，推動形成“研發—驗證—中試—轉化”的良性循環機制。
二是著力打造全要素協同的科研與產業對接生態體系。以打造“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信息流”高效對接的服務生態為目標，統籌推進服務機構網絡建設、專業人才培育、品牌活動賦能，形成覆蓋成果轉化全鏈條的服務支撐體系。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設立技術轉移轉化中心，賦予其成果定價、項目孵化、股權管理等自主權，建立“技術經紀人+產業專員+法律顧問”的專業團隊，重點開展專利挖掘、技術作價入股、衍生企業培育等深度轉化服務。與此同時，依托國家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和本地創新科研平臺，開設“技術經理人培訓班”“產業分析師特訓營”等定制化課程，構建“初級技術經紀人（側重流程操作）—中級技術經理（側重項目管理）—高級技術顧問（側重戰略咨詢）”的能力進階體系。
三是以全周期金融體系賦能創新成果轉化全流程。以破解科技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問題為核心，構建“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創投+多元化信貸+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全鏈條金融服務體系，實現創新資本與科技成果的深度耦合。打造“母基金+專項子基金+天使投資”三級基金矩陣，探索構建“科技+基金+產業”的轉化模式，依托資本運營管理平臺，通過政府產業資金/基金主導，社會資本跟投方式設立成果轉化基金，引導金融投資更早進入科技成果轉化階段，探索對科技成果概念驗證、中試、產業化等不同階段差異化的金融支持方式，滿足科技成果轉化全生命周期資金需求。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創新科技信貸服務產品體系，引導金融機構開發“成果轉化專屬信貸包”，針對不同轉化階段提供定制化服務，建立“評估—質押—處置”全流程服務機制，培育3家以上專業知識產權評估機構，推進落實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服務。
（作者系長春理工大學中山研究院科技成果轉化部副部長）
楊慧榮：
技術攻關與產學研聯動，探索校地協同路徑
——以中山生魚良種體系建設為例
在粵港澳大灣區現代農業發展進程中，高校科研成果如何轉化為產業動能，始終是校地協同創新的核心命題。自2021年華南農業大學楊慧榮教授團隊扎根中山市三角鎮以來，圍繞制約當地生魚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以華南農業大學和中山校地共建的生魚科技小院為依托，通過技術攻關與產學研聯動，逐步探索出適配中山需求的生魚良種體系建設路徑。這一實踐既是對科研服務產業的深層思考，也為農業產業升級提供了可復制的“中山方案”。
一、校地協同：構建產學研聯動機制
當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堵點，在于傳統科研評價體系與產業需求間的結構性錯位。中山生魚產業面臨的種質退化問題，本質是科研切入點與生產痛點存在認知鴻溝。研究團隊立足校地協同創新理論，通過生魚產業中山研究院、中山生魚科技小院的平臺整合，將高校基礎研究優勢與地方產業需求精準匹配。針對苗種場孵化率波動難題，團隊組織水產專家多次赴三角鎮多家水產種苗場開展深度調研，并精準把脈，撰寫了《生魚育苗生產調研報告》。該報告通過科學分析生殖能力下降原因，提出針對性解決方案，幫助苗種場穩定生產并實現農民增收。這種“問題導向”的協同機制，有效彌合了科研與生產的認知差距。
二、理論筑基：構建種業創新方法論
中山生魚產業的核心矛盾，在于傳統育種模式難以滿足現代種業發展需求。基于遺傳多樣性理論和群體遺傳學原理，團隊研究發現：長期近交導致生魚親本群體遺傳多樣性指數下降。這種理論層面的種質退化，直接表現為孵化率下降、抗病性減弱等生產問題。為破解困局，課題組通過基因組測序技術解析本地種群遺傳背景，并建議引入外來生魚親本種質資源，提高群體遺傳多樣性，為后續品種改良奠定基礎。
三、資源攻堅：夯實種業創新物質根基
中山生魚養殖長期依賴本地種源，近親繁殖導致種質嚴重退化，部分養殖戶孵化率不足30%。為突破種源瓶頸，團隊在華南地區開展種質資源普查：系統采集華南各地地理種群樣本，深入廣西欽州野生水域、海南偏遠村落開展跨省尋源，建立包含1000余尾野生斑鱧的種質資源庫。在廣西欽州靈東水庫，團隊在當地農業部門的協助下，與農戶一起通過拉網捕魚等方式獲取珍貴野生樣本。這些扎實的野外工作，為后續雜交育種提供了關鍵遺傳材料。
四、機制創新：構建“三位一體”轉化體系
為推動技術落地，課題組與三角鎮政府共建中山生魚科技小院，組織專家團隊深入生產一線問診把脈，將實驗室功能延伸至魚塘邊，形成“帶著農民干、做給農民看”的科技服務新模式。該模式的核心在于突破傳統技術推廣的線性思維，通過整合多方資源構建“三位一體”轉化機制：在物理載體上，設立田間實驗室并配備檢測試驗等科研儀器設備，實現技術研發與生產場景的無縫銜接；在協同創新上，形成“高校+政府+養殖企業/養殖戶”三方聯動機制，整合政策、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形成創新合力；在服務鏈路上，建立“需求發現—技術驗證—示范推廣”標準化路徑，確保科研成果快速轉化為生產力。通過駐場研究生培養制度，建立“科研源于生產實踐、成果反哺產業應用”的雙向轉化通道，有效縮短技術落地周期，形成可持續的產學研協同創新生態。
結語：校地協同的中山啟示
破解科研與產業對接難題的關鍵在于三點：一是建立“需求摸底—科研攻關—成果落地”的全鏈條閉環，二是實現科技供給與農民增收、品牌提升的多方共贏，三是推動實驗室成果與田間實踐的有效銜接。這種“高校+政府+養殖企業/戶”的聯動模式，為地方特色產業升級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隨著農業科技合作機制不斷完善，中山經驗將持續為鄉村振興注入務實管用的創新動能，讓更多田間地頭的科研成果轉化為老百姓看得見的實惠。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教授、華南農業大學中山創新中心團隊負責人）
王雷沖：
以科技成果有效轉化支撐中山產業持續走強
中山是全國知名的制造業城市，對外部高新技術成果向本地轉化和應用有著天然的需要。這是由近海臨港的地理特征，外向型經濟、基礎科學研究及應用研究資源不足等因素共同決定的。
近年來，中山在促進高新科技成果轉化為產品進而轉化為經濟效益方面采取了諸多舉措，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山市建設“廣東省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改革創新實驗區”，更需要持續增強產業競爭力。如何以科技成果有效轉化支撐中山產業持續走強？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思考。
一、如何發現具備商業價值的技術成果？
技術成果轉化第一步是有需求，其次才有轉化。研究院和企業交流過程中，發現大多數中小型企業實際上講不清楚自己的技術需求，換言之，他們并不能準確判斷自己需要什么樣的技術去幫助自己。例如，某碳纖維制品生產企業發現生產過程中纖維在連續纏繞異形模具時經常發生纖維斷裂，于是認為是碳纖維材料技術有缺陷。實際上研究人員到現場分析后發現是繞絲設備缺少“張力柔性控制模塊”——是繞絲設備的問題，要解決該問題需要對設備進行二次開發而非對材料工藝進行升級。可見，首先需要有團隊幫助企業找準需求，才有可能找到符合需要的技術成果。
那么需求找到后如何找成果呢？中山乃至廣東省都在大力發展“技術經理人”，但是考慮到“技術成果發現—技術成果先進性、可轉移性、可落地性評估—技術成果可迭代性分析—技術成果商業價值預判—技術成果轉移風險規避”這一過程的具體實施，技術經理人顯然不是通過幾場培訓就能誕生的——因為這是一個系統性工作，需要團隊性工作，而這個團隊中必須要有綜合性具備技術交叉能力的人才，有法律、金融、投資方面的人才，同時還必須能夠連接到能夠深入分析或評判專業成果的行業專家。如此方能對一項技術成果進行全方位、深入分析，得出客觀的結論。
二、如何讓具備領先水平的“實驗室成果”轉化為可落地的技術？
目前，我國技術成果轉化率仍然不高，另一個原因是高校或科研院所的成果是基于實驗室條件的結果，疊加上生產的規模效應，如果直接拿到企業勢必出現水土不服。以新材料研發為例，在實驗室條件可以精確稱量、準確誘導其合成過程，當拿到開放試產線上，用大裝備試產時，由于生產條件難以和實驗室保持一致，大裝備的控制偏差也會遠超實驗室，生產出來的材料可能性能就會大打折扣。
建設相關產業的公用性中試基地是很好的做法，也是很有必要的。通過中試條件和中試規模對技術成果進行檢驗、優化和再迭代，找尋放大過程中的規律，預判規模化生產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并加以改善和優化，可以避免成果直接放大失敗的風險。
三、如何形成核心技術對企業競爭力的持續支撐？
一項好的技術成果也許能夠提升企業當前當款產品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比如，部分中山企業缺乏核心技術的持續支撐，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核心技術對企業競爭力的持續支撐呢？關鍵在于持續支撐。
技術的載體根本在于人。
成果轉化≠技術交易，在引進某項技術成果時，還需要原始創新團隊對技術成果接收方進行培訓，人員流動可以是雙向的，這樣做的目的是成果接收方團隊要在成果轉化過程中真正理解先進成果的核心技術機理和技術路徑，如此方能在成果轉移過程中進行產品化升級乃至技術迭代。當然，這需要技術接收方的技術團隊具備一定的能力。
總而言之，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深入又系統的工作，首先必須精準發現并理解需求，其次要把握具體技術的內涵并以此分析市場價值，還需要利用匹配產業特征的共用性中試基地這一成果轉化“緩沖帶”，同時在成果轉化過程中加強技術人員對技術內容“消化再研發”能力的養成，方能達到預期目的。
（作者系中山市武漢理工大學先進工程技術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研發部主任）
編輯? 陳家浩 二審 朱暉? 三審 林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