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夏始。香山書院綠竹猗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竹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具有豐富而深刻的象征意義，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便是以此為審美底色的一個名士群體，延展開來的“魏晉風度”更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符號。
回望千年，竹林七賢是怎樣聚集在一起的，又是怎樣散伙的？他們與三國魏晉的政治有什么關系？他們的命運和結局，給中國士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魏晉風度的精神內核是什么？從竹林風到香山魂，我們可以獲得哪些啟示？5月24日，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百家講壇主講嘉賓劉強親臨香山書院，帶領市民讀者走近竹林七賢，感受魏晉風度。
竹林七賢
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距今約1800年的魏晉時期，一群身著寬袍、嘯傲山林的文人群體，以其獨特的生存姿態和精神追求，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就是“竹林七賢”。這一群體由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七人組成，活動于三國曹魏末期至西晉初年的政治動蕩期。他們既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文人沙龍，更是中國文化史上極具象征意義的精神符號。
劉強教授歸納了關于竹林七賢的“四大謎團”——人數之謎、傳播之謎、地點之謎以及聚散之謎，并進行了詳細剖析。他指出，竹林七賢的人數并非七人，而是十余人；“七賢”實則出自《論語》：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有標榜之意。
另外，“竹林七賢”這一命名出現在東晉初年，晚于七位名士生活的三國魏末百年之久。這種“滯后定名”的現象，折射出中國古代文化傳播的獨特邏輯：古人更注重以生命實踐贏得后世的精神追認，而非生前的自我標榜。
關于竹林七賢的活動地點，歷史記載與學術爭議交織出獨特的文化圖景。他們以河南為中心，形成了黃河南岸洛陽（以阮籍為代表）與黃河北岸山陽（今河南焦作修武縣，以嵇康為代表）兩大文人沙龍。云臺山的山水靈秀與洛陽的都市人文，共同孕育了他們“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氣質。
人們認為，“竹林七賢”得名，緣于他們“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但著名學者陳寅恪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提出，“竹林”并非自然地理概念，而是源自佛教“竹林精舍”的文化隱喻。也就是說，七賢的活動場所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竹林。這一觀點可謂石破天驚，影響巨大，直到今天學術界對此仍有爭論。
竹林七賢的聚散離合，始終與曹馬之爭、魏晉易代之際的政治漩渦緊密相連。山濤因與司馬氏的姻親關系，在政治博弈中幾經隱仕；阮籍因家族與曹氏的淵源而陷入“站隊焦慮”，最終以醉酒避世；嵇康則因娶曹操孫女（一說為曾孫女），被牢牢綁定在曹氏陣營，最終因拒絕與司馬氏合作而遭殺害。“嵇康之死”成為竹林七賢解體的標志性事件，也將中國文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氣節推向巔峰。
?魏晉風度
廢墟上開出自由的花
“魏晉風度”是由魯迅在1927年首次提出的文化概念，實則是對漢末魏晉時期特殊時代精神的高度凝練。宗白華先生曾評價：“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熱情的一個時代。”這種矛盾性，恰恰孕育了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審美自覺與人格覺醒。
劉強教授將其謂之“廢墟上開出的花”，并將魏晉風度的核心概括為“求自然、求自我、求自由”三重精神維度。
求自然，即魏晉士人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為旗幟，試圖突破儒家禮教的束縛，回歸生命本真。這種追求既體現在思想層面的“非暴力不合作”（如嵇康隱居山陽），也表現為生活方式上的親近自然（如隱士擇名山大川而居）。值得注意的是，竹林七賢的“自然美”與當時社會盛行的“陰柔美”形成鮮明對比。例如嵇康“巖巖若孤松之獨立”的陽剛氣質，劉伶“土木形骸”的放達姿態，均展現出對雕琢美、病態美的反叛。
魏晉時期，士人對“自我獨特性”追求強烈。東晉清談家殷浩面對挑釁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宣告自我價值不可替代；王戎之妻更以“卿卿我我”打破禮教桎梏，成為早期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縮影。這種對“獨一無二”的執著，在《世說新語》中隨處可見，士人們于方外求我、酒中求我、情中求我，希望建立卓爾不群的獨立人格。
與之相適，自由精神在魏晉士人中也呈現出多元形態。向秀隱居山陽，是隱逸的自由；嵇康作《廣陵散》、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是藝術的自由；而嵇康臨刑前“顧視日影，索琴彈之”的從容，則將自由追求推向“向死而生”的哲學高度。
無怪乎馮友蘭先生將“真名士”的必備素質概括為四點：玄心，即超越功利的哲學思辨能力；洞見，對現實的清醒認知與價值判斷；妙賞，對美的敏銳感知與鑒賞能力；深情，重情至性，超越禮教束縛。一一對照，不難看出魏晉風度確實是一種時代精神和人格理想，是一種超越性的人生價值觀和審美性的人格氣度。
當代價值
在中山聽見歷史回響
竹林七賢的嘯聲已遠，魏晉風度的余韻猶存。他們的當代價值，最終需通過文化認同實現轉化。
清末民初，香山大地涌現出一批開風氣之先的人物：鄭觀應著《盛世危言》，提出“商戰”思想，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先聲；唐廷樞創辦輪船招商局，推動中國近代工業化；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踐行“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
這些香山先賢身上，既有著竹林七賢“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叛精神，更兼具魏晉士人“情系天下”的擔當意識。他們雖相隔千年，卻在“超越時代局限、追求精神理想”的維度上產生了歷史的鏡像，發出一種隱秘的共鳴。
從河南云臺山的竹林到廣東中山的古香林，從三國亂世的精神突圍到當代都市的價值重構，中國文化中對自由、真我與美的追求從未間斷。中山作為連接傳統與現代、嶺南與中原的文化樞紐地帶，既承載著魏晉風度的歷史基因，也在新時代的浪潮中續寫著開放、包容、多元的精神新篇。
如劉強教授所講，我們今天走近竹林七賢，不是要模仿他們“裸奔飲酒”的外在形式，也不是簡單復刻古代生活方式，而是對其內核進行現代化詮釋，汲取其對精神自由的永恒追求、對個體價值的堅定信念、對世俗功利的理性超越。即便沒有空間上的竹林，也可以在心靈開辟一片精神上的“竹林”，讓魏晉風度成為穿林而過的風。
編輯 陳雪琴 二審 朱暉? 三審 查九星
